1、明代中国通过贸易大量吸收全球白银，其中日本白银的输入尤为关键。16世纪前，中国向日本输出白银和铜，日本则向中国输出黄金。但1526年日本石见银矿的发现改变了这一格局。

2、1526年博多商人神谷寿祯发现露天银矿后，朝鲜技师引入先进的“灰吹法”冶炼技术（将银矿石与铅熔合后加热，铅被炭灰吸收，留下纯银），大幅提升日本白银产量。从此，日本从白银进口国转变为对华主要白银输出国。

3、石见银山作为重要资源，在日本战国时期被大内氏、尼子氏和毛利氏争夺，最终由毛利氏控制。毛利辉元凭借银矿资源抵抗织田信长，直到信长去世。丰臣秀吉随后迫使毛利氏投降，控制银山，并利用白银资助了两次侵朝战争（万历朝鲜之役）。

4、日本与中国进行白银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国市场的需求差异：日本白银相对黄金贬值，国内供应充足；而中国白银紧缺，价格上升。同时，日本需要中国的铜钱。这种互补需求促成了中日白银贸易，使双方商人获益。

5、明朝时期，中国与日本长期保持贸易往来，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旺盛，明朝通过“勘合贸易”制度管理官方贸易。但民间贸易始终存在，日本港口甚至出现华人聚居地。1523年“宁波之乱”后，明朝废除多个市舶司，限制贸易，导致中日贸易受阻，引发“嘉靖倭乱”。

6、倭寇中大部分实为中国海盗（“伪倭”），仅少数为日本海盗（“真倭”）。明朝初期调北方精兵剿倭，但因地形不熟、情报泄露等问题效果不佳，后改募南方士兵仍难奏效。倭寇问题背后实为经济利益驱动，尤其是白银贸易的影响。

7、16世纪东亚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，明政府将活跃于东亚海域的日本、中国及欧洲（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）走私贸易者统称为"倭寇"。葡萄牙以澳门为据点主导中日白银贸易（年出口15万千克白银），后荷兰加入竞争。

8、倭寇实质是多元群体混合体，其爆发反映明朝海禁政策与沿海民众对海外贸易需求的深层矛盾——国内白银短缺与官方贸易禁令的冲突导致官逼民反。嘉靖时期严苛海禁适得其反，1567年隆庆帝即位后开放东西二洋贸易（东洋指台菲海域，西洋指越南马六甲海域），但仍禁对日直接贸易。

9、实际通过东南亚华人中转，中日贸易逐渐恢复。随着大倭寇首领王直1559年被杀及1567年海禁正式解除，倭患自然平息。学者林仁川指出"倭乱"本质是民间海商反海禁斗争，这些商人在不同政策下切换"良民"与"寇"身份。日本白银（与美洲白银共同）通过合法/非法渠道输入，成为缓解明代银荒的关键要素，中日欧商人共同推动了全球白银流通网络的形成。

10、在明王朝北方边疆，存在一个被称为“板升”的团体，该词源自蒙古语“房舍”的音译。板升指逃到蒙古统治区但仍保持农耕生活方式的汉人，他们向游牧民族政权而非明朝缴纳贡赋，被明朝官员视为潜在威胁。

11、与此同时，南方有“倭寇”问题。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在《朝贡·海禁·互市》一书中指出，北方的板升与南方的倭寇几乎同时兴起，性质相似，可联系起来讨论。

12、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和议，重开马市，原本计划用铁锅、绸缎等交换战马，但交易迅速扩大，白银成为主要货币，民间商业活动远超官方控制。

13、明朝末年面临“北虏南倭”的威胁，即北方蒙古、女真和南方倭寇。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驱动，许多汉人选择加入倭寇、板升，甚至移居南洋。历史学家郑晓在《皇明四夷考》中观察到，以往是外族进入中国，而16世纪后华人大量外迁，加剧了明朝边疆的动荡。

14、16世纪中叶，中国东北的女真人通过毛皮和人参贸易积累财富，吸引汉人前往关外开垦，逐渐壮大实力，并组建满洲、蒙古、汉人八旗。随后，他们趁明朝内乱、农民起义削弱明朝之际南下，最终建立了多民族、多语言的清朝。

15、清朝的建立虽有偶然性，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趋势。早在一个多世纪前，明朝边缘已出现超越种族和语言差异的社会形态，如“板升”和“倭寇”。这些社会形态的形成，部分原因与全球白银流通密切相关。